中国基督教的现状问题与研究

2008年宗教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将一些长期私下关注的问题公开化，即在公开的讲坛上和论著中探讨众所周知的“秘密”话题，这是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纪念和发扬改革开放，也是为宗教问题“脱敏”。也许，正因为某些问题“敏感”，才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更多的探讨，是什么问题就探讨什么问题。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比以前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越来越采取将政府的政策与学者的个人见解区分开来的态度，逐渐意识到学术探讨的多种“声音”，一是其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二是客观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几方面之间的开放互动，在有意无意间为宗教问题的学术探讨与实证研究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2008年度我国宗教学界在当代中国基督新教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突破。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加强了对中国宗教现状的研究，继浙江三地民间信仰调查之后，2008年又在江西、湖南和云南展开宗教现状调查，其中重点关注的是基督教的发展现状。本书发表的由邱永辉、陈进国执笔的两篇报告，是此专题调研的部分阶段性成果。前一篇报告旨在通过客观、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基督教现状、问题和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向决策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相关的政策选择；后者则直接提出了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的问题。

   (一)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特点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其中出现的问题亦需深入研究。从管理者角度说，一方面，今天中国基督教的规模已经大大扩充，形态已经多样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传播方式、组织形式和联合意识；另一方面，基督宗教自入华传教以来，根本没有认清中国“政主教从”的传统和政府以其政治权力来抵制外来宗教“渗透”和“干政”的特点，“或干脆不考虑其所认识到的这一特点，因而从整体上仍处于与中国政府的对峙、较量之中，面对着两者‘没有完成的相遇’之现状。”(卓新平语)

    1990年以来学术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的研究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督徒人数及教堂、聚会点数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基督徒人数增长的总趋势下，最近几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发展明显减缓的现象。从整体上说，中国教会的“老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化程度低者多)现象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从趋势上说，中国信徒的整体结构是向“新三多”(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方向发展，性别比例亦趋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徒的年龄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农村基督教徒的职业已经多元化，城市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老板教会的独立发展引人注目。

    在信仰人数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教会人士对“中华归主”的期盼，或向教会报功领赏的需要，境内外都有过于夸大的数据、毫无根据的推测甚至信口开河之说，但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中国基督教信仰人口的权威统计数据。关于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权威统计，还有待于展开大规模的客观调查和统计。

    学术界对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的总体评价是：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督教经历了稳步发展的过程，总体上呈现的是“常态化”的发展态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增长指数(堂点和信徒人数)并不均衡，不能以“发展过快”概括全貌。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弱势群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累积的“民生”议题在特定阶段集中发酵和附生的结果，而且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三，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得以确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基督教会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和宗教发展的正常现象。第四，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活跃，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也可能引发宗教、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中国的基督徒在13亿人口的国度里依然是少数，人们不能随意夸大其社会影响力，至于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状况，不能只看基督徒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看中国教会在社会发展中能否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二)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向管理者提出了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三自教会内部宗派意识的复苏和勃兴，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基督教异端之间“拉(抢)羊”的角力错综复杂，潜藏着各宗派势力争执“正统与异端”的风险。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他究竟只是公共(社会)事务的实际管理者，还是要被迫兼备“模拟”宗教裁判长？第二，三自教会的单位化、官僚化和科层化的形态，地下化的家庭教会或教会“异端”的基要派、灵恩派色彩，潜藏着提高社会管理成本的风险。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他是将宗教团体最终看作“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列宁语)，还是一个必须与之讨价还价的“带剑的立契者”？第三，地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机构、职能不健全，管理力不从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工作向“公共(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转化的能力，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管理上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循环。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宗教工作是由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强化“专门管理”，还是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虽然基督教会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和宗教发展的正常现象，但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的“教内有派”问题一直引人关注。所谓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分的问题，被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或最突出的特色。其实，“家庭教会”是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楚，但却常常让外国媒体和民众误认为是欧美国家那种基督教徒的家庭聚会，并随即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分，称为政府认可的教会与不认可的教会、合法教会与不合法教会、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之分。我们需要强调指出，虽然许多学者使用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提法，但这两者的定义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清楚的。关于此问题，段琦、唐晓峰撰写的报告有所探讨。他们做了细化的区分和分析，如三自教会包括教堂教会、登记聚会点教会和隶属于两者的聚会点团契，非三自教会包括传统的非三自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而准三自教会则包括独立教会和未予登记教会，有助于了解基督教的“教内有派”问题。

    所谓的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分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首先是由于目前家庭教会的规模还没有调查统计数据。但是有些人认为，家庭教会已经比三自教会的规模大得多。如果这种推论成立，就意味着大部分基督教徒不属于登记的教会，也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治范围内；其次是一些家庭教会已经显示出比某些三自教会更强的竞争能力，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基督教的“教内有派”和“派别之争”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同三自教会相比，家庭教会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宗教活动场所灵活多变，但其中也隐藏着严重问题。正如一位香港人士所指出的：第一，家庭教会被迫化的隐秘性，被打压的悲情化和过激化，教主式的宗教膜拜，以反迷信之名排他，有强烈的传教热心；第二，教会体制上深受传统的家长制、集权制的影响，不公开透明，反而强调自己的教会制度是圣灵引导下的民主制；第三，不太关心文化基督徒或政治基督徒所鼓励的民主自由、宪政，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上帝、教会和教内的姐妹弟兄；第四，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有很强的灵恩倾向，关注末世的来临，很容易发展为异端；第五，在资金上比较依赖海外教会的支持；第六，教会基本上在长江以北地区扩展，形成金字塔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因素，家庭教会的领袖对三自教会一直采取怀疑与防范的态度，“阴谋论”的心理左右了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一旦出现不理解或不协调的情况，便会有过激的反应。

    因此，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但其张力中间存在“互渗关系”。因为在普通信众那里，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关注的是其中传播的福音真理而并非它们与政府间的关系如何。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在社会网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表现和影响力各有不同。虽然“二者之间力量的联合几乎不可能”，但目前中国教会组织的多元存在格局却是“教会各有所养，羊群各取所需”的常态。目前，家庭教会对于登记与否没有统一的意见，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较多。而由于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的“羊群”之争，以及三自教会和非三自教会各自内部的矛盾及张力，要化解和减少基督教团体内部的矛盾绝非易事。

    此外，学者们也十分关注基督教团体中出现的极端、异端和邪教问题、基督教在学生中传播的问题和部分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

    实际上，一个宗教系统在其发展壮大，在其与社会变化的调适中出现分化，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社会越宽松，教会内部的多样性越容易凸显，而社会压力越大，宗教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易加强。所以，宗教群体内部出现凝聚与分化，除了人数的规模因素(这也是造成宗教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还取决于环境。所以宗教群体的分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却可能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环境的宽松给了教会内部群体张扬个性的机会。由此来看“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我们在看到张力的同时还应看到另一面：“三自”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原则、一种精神，它开创的是一条道路。不仅中国的基督教要“三自”，天主教要“三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要“三自”，其他的宗教都要“三自”。我们应更彻底、更开放地在“三自”道路上探索与创新，这是一个开放进程的起点，既不是终点，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三)对策建议

    面对中国宗教发展的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建议充分尊重国情，找准其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和而不同”和“各美其美”的新思维，勇于探索一套更加开放、务实、有效的对应之策，以减少宗教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确保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宗教文化的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特别是将宗教“软实力”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体系当中，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在政教关系方面，我们建议建立适应社会进步、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从传统的“政主教从”过渡到“政教合作”——“区而不分，合而不混”，即中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在它们自己决定自己事情的意义上说的，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在它们相互关爱的意义上说的，而它们相互的权责和谐并没有消失。

    具体到中国基督教方面，建议政府调整与三自教会的关系，让教会“在教言教”，而不是“在教言政”或“弃教从政”；以法治化的阳光政策解决“家庭教会”登记问题，使之摆脱团队式、秘密结社的家庭教会形式，成为更为民主、开放的教会形式，以便杜绝境外势力及政治异议分子对于家庭教会的利用。

    为了维护宗教多元化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建议：

    第一，以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突破“五大宗教”格局。中国多种宗教的共生共存和多元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超越了政府认可的“五大宗教”的范围。现行的视而不见、不承认、让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既不能阻止其继续发展，更因处于“非法”、“地下”、“不管”的地位和状况，有碍其正常交流和健康发展。这种状况的持续，“只会让政府越来越被动”。因此，政府需要对各种民间宗教、民族的和世界的宗教以及新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况进行客观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做到心中有数，继而制定合理的相应政策。

    第二，推进中国基督教的“脱洋化”进程，实现“主归中华”。虽然中国基督教尚未像佛教一样彻底完成“中国化”进程，达到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程度，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自办教会，有利于在政教关系上建立互信，有利于改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洋教”形象，最终有利于基督教在一个主张无神论的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纵观整个中国的宗教生态，未来中国的宗教信徒将以民间宗教信徒为主，而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甚至佛教徒都将是中国宗教的少数派。中国的宗教及文化将日趋多元化，这些无疑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教政策构成挑战。在基督教“脱洋”的过程中，有限制的宗教自由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国家反对分裂主义，在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下保持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做出限制具有合理性。

    第三，尊重文化主体性，实现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生态平衡。近年来基督教快速传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传统宗教被作为“封建迷信”遭受打压，宗教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我们建议，开放宗教市场，让基督教会遇到其他对手的竞争，在公平的环境下形成多宗教并存的态势，使各种宗教相互学习和增益，最终达至和谐。“本土情怀”需要尊重和认同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文化主体性，但同时也强调将基督教纳入中国文化的开放视野中，以全球视野创立包容基督教文化的新文化。

    第四，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冷战结束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具有多元的宗教文化资源，应当将其培养成一支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并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新生文化生力军，从而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有的海外华人中的传统中国宗教信仰团体，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被定为“反动会道门”，但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如今这些宗教团体不但在国外享有信仰自由，而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的桥梁、招商引资的渠道、文化交流的平台。仍然坚持将它们视为“反动会道门”，既不利于团结广大海外华人，不利于增加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形象。毕竟，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教关系、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都深受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影响，中国多元宗教的态势也深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说明，不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以开放心态和务实精神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至关重要。中国未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进一步开发文化软实力,以开放务实的精神制定人性化的政策，以温和的手段达致宗教和谐。